对于经过检验的真实与看起来的真实，作家应该选择后者，尽管它也许是假的《太吾绘卷》的最初版本透露出一种普遍的认识：人物会做出符合性格的行为。这符合现实，但不符合艺术。表里如一是没有意义的，我们说人物的性格生动，不是说他的性格一成不变、波澜不兴，而是说他的性格在不停地跳动。如果人物的性格不遭受考验，不去试探各种可能性，故事便无法提出诱人的问题。

所以当游戏认为自己的人物必然会做出与性格相符的行为时，我们会立即丧失兴趣。这就像一个作家认为自己的人物想做就一定能做到一样，单从逻辑上就已经透露出他的虚构世界缺少探索价值。

叙事学者茨维坦·托多罗夫(Tzvetan Todorov)就认为，不同类型的叙事会以特定的方式将性格和行为联系起来。真正耐人寻味的不仅仅是性格和行为之间的联系，还有对性格的辨识与其在行为上的表现之间所存在的暂时性间隙，以及该性格有可能导致的行为的范畴。[1]

举例来说，俄狄浦斯王虽然弑父娶母，本质上却是善良的。

杀手里昂则不惜代价保护玛蒂尔达，透露出他沉着性格下的更深一层。

老乔尔在女儿死后一直维持着一种镇静而冷漠的姿态，直到最后一关，乔尔才撕破表面的伪装，以全体幸存者为代价救出了艾莉。

这些经典形象都是在性格和行为的或然关系间完成塑造的。如果人物始终只是做着他必然会做的事，那只不过是一个刻板人物。“或然”预示着向更深处探索，找出被埋藏在核心地带，却能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真正品质。

对于影视、文学作品，让人物性格走向最不可能的或然的方法是施压。一层又一层压力抽丝剥茧地撕去人物的伪装，露出他不为人知的核心，这会带来极大的乐趣，尤其是对旁观者来说，会拥有难以言喻的探索感。

游戏当然可以这样做，乔尔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子。但对游戏而言，这样做还不够。还要让压力涌向玩家才行。

因为对玩家而言，“沉浸”是他们选择游戏的重要理由。当玩家完全沉浸到游戏的虚构世界当中时，面对压力的便不仅仅只是人物，还包括着成为人物的玩家。

游戏《行尸走肉》(The Walking Dead)的故事让人印象深刻，就是因为它时常准确把握到决策前的压力塑造。

在一段主人公 Lee 为了躲避尸潮而跑上塔楼的情节中，小伙子 Ben 不慎从栏杆边缘跌落，千钧一发之际是 Lee 抓住了他的手，两个人就在顶楼僵持，看着尸潮向上袭来。

那段情节前不久，Lee 刚刚发现 Ben 是团队中的背叛者，虽然 Ben 只是年轻，并无恶意，但他确实导致众人流落他方。众人表现出对 Ben 的厌恶，但是 Lee 的态度一直很复杂。Lee 是一名老师，他可以理解年轻人必然会出一些错误，但在险象环生的丧尸世界，任何错误都是致命的，更何况是背叛。

Ben 的行为无疑降低了他在 Lee 和玩家心目中的评价。Ben 自己也因为周边人的评价而陷入消沉，告诉玩家尽管放手。于是，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情况下，玩家要在3s 的时间里决定 Ben 的生死。

如果选择放手，游戏仍然会继续进行，其他角色也不会对 Lee 的决定多加评断，但是游戏却细致地刻画了 Ben 的死亡。无论是 Ben 坠落时希望破灭的表情，还是他用哭腔叫着 Lee 的名字、被僵尸围攻时的惨状，以及官 方发布的“Ben 直到死亡还是处男”的设定，游戏都在尝试着质疑玩家：

为什么你在那个时间和环境中，做出了那样的决定?

怀疑搁置是叙事的关键概念之一，指我们放弃对故事世界虚构性的质疑、全身心沉浸在故事当中的一种冲动。当处于怀疑搁置的状态时，读者不会怀疑小说是文字编造的，玩家也不会怀疑游戏是代码建筑的。

影视、文学对怀疑搁置的引导或许与游戏对怀疑搁置的引导有相似之处，但是总体而言，游戏的怀疑搁置引导更为重视情境的可信性，而非可操控人物(化身)的性格。因为在游戏当中，玩家会和人物一起面对情境。

心理学的归因理论揭示出人类的评断倾向：当我们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待他人时，我们更倾向于将人物的行为归因于他的个体特质;而当我们成为行动者时，我们更倾向于观察周边的情境。

所以，对于一个读者或观众来说，人物的行动可能更多地会和人物的品质相联系，但对于一个玩家来说，游戏的参与性会让自己更倾向关注周边的情境，在决策时较多地考虑情境因素，并为自己的决定产生责任性的情感。

因此，游戏的情境合理性和情境逻辑性就显得重要得多。如果想让游戏更具有意义，就需要在性格和行为之间引入源于情境的压力因素，引导玩家思考情境，使性格和行为的直接关系得到缓冲。而如果情境本身是不可信的，游戏便丧失了对怀疑搁置的引导能力。

澳洲PAX2015论坛 《巫师3》的任务设计流程 Up主：Yawen游戏是塑造压力环境的天然媒介，相对于旁观人物在他的冲突和矛盾中挣扎抉择，游戏拥有让这些冲突和矛盾直面玩家的潜质。所以游戏往往需要极强的代入感、沉浸感，也回馈给玩家更多的同理心。当人物的性格被给定时，压力和抉择也就变得更为重要。如果游戏可以不限制玩家的决策空间，那就尽量不要限制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内疚并非是一种人们避之不及的情感。尽管人们对内疚多少有些负面印象，但是当真正感到内疚时，人们却会变得更加积极。这或许与内疚的情绪基础有关，在一些心理学研究中，内疚和羞愧往往是一体两面的情绪，差异则在于内疚的情绪更多是向外的、指向社会的，而羞愧则更多是向内的、指向自身的。这可能意味着内疚时的人们会产生责任感，而责任感是人们在社会中的存在感的重要来源，所以当人们感到内疚时，会更加积极、主动地弥补过失，这样看来，内疚并非是一种坏的体验。

有人说游戏无法像电影一样影响人们的情感，我认为并不是这样——它们只是会给你一些不一样的情感体验。我从来没有在看电影的时候感到过骄傲或者内疚。——威尔·莱特

克劳福德曾在他的书中提到互动故事世界的用户应该能够做什么，给出具体的四条意见：

首先， 用户需要能够做出戏剧性的重大决策。

其二，呈现给玩家的决策必须得到权衡。

其三，故事世界必须向玩家提供足够多的选择，但其中大部分决策都应该相对比较轻小。

其四，互动叙事不能只提供能够促成圆满结局的决定，我们必须允许玩家做出可能导致各种结果的选择。[2]

《太吾绘卷》的早期版本虽然在立场系统和互动选项之间建立了联系，但联系的性质却是等价的。某种立场必然导致某种选项，逆推同样能得出该选项对应的立场，这导致游戏的选项同时丧失了差异和意义。首先，这两个系统完全可以合并为一个系统，其次，游戏通过灰色选项透露出了“可能世界”，但对玩家的态度是拒绝的，相当于对玩家的探索欲造成了挫折。

更新的版本开放了互动选项系统，通过引入心情系统、功法系统和立场系统内的循环反馈延展了游戏的系统网络，把关键性的玩法架设在了互动选项上。选择不同的互动选项似乎会拥有不同的结果，互动选项因此具有了差异性。而且各系统之间的非对等连锁关系也让游戏更近似现实，差异的模拟结果因此更加值得期待。

不过目前，《太吾绘卷》的立场系统和互动选项系统的完善性仍有所欠缺。立场系统是一个二元对立的模型，人物立场虽然以善恶为基础，但是当一个善人并没有十分困难，当一个坏人也没有那么容易。立场几乎只能影响到人物和NPC交流时的好感变化，并不会对决策造成压力，或者对核心系统产生影响。

也即游戏的系统聚合度不足。

在该方面或许可以借鉴《这是我们的战争》，虽然没有明显的善恶系统，但玩家对人物立场和行为的态度会明显影响到人物的全局。当玩家抱有善良的目的去进行游戏时，很快就会发现善良在战争中完全行不通，玩家必须抢劫老人、对暴力视而不见，甚至参与暴力，才能获取足够的资源并生存下来。这样一来，游戏就会因为玩家对人物立场的不同态度产生出不同玩法。以生存系统为核心，如果想让人物真正凭借善良处事，他必须高瞻远瞩，承受更多的压力，发展科技，等等。而如果让人物凭借作恶处事，他所要应对的就是游戏中的关卡挑战。

如何做到让玩家对每一次选项都感到兴趣?我认为应该向《行尸走肉》《底特律：化身为人》这类互动叙事游戏学习，同样《弹丸论破》这类推理游戏也十分有意思。前者会更为重视虚构世界的摹仿意义，让玩家以现实为基准推算游戏的可能性;后者则更重视虚构世界的逻辑自洽，让玩家站在游戏的语境中推算游戏的可能性。虽然演绎方式不同，但他们有共同的一条原则贯穿其间：选项的乐趣并不来自选项自身，而来自于对决策信息的掌握量和决策后的回馈。

《太吾绘卷》将好感和立场做成了两个系统，前者代表现实世界中的人际亲密度，后者则代表现实世界中较为复杂的信念和归属倾向。但是当这两个系统被设计到NPC系统当中时，仍被设计成了单向关系。立场系统会影响对话中好感系统的数值变化，好感系统则会影响玩家对NPC拥有的关键资源的获取，以及NPC对玩家的行为模式。串线式的系统关系同样限制了决策差异性，玩家只拥有“变得更好”和“置之不理”两个决策(更关键的问题是几乎只有刷刷刷才能提高好感)。而好感提高以后，NPC对玩家千篇一律的互动模式又造成了意义丧失。

关于如何设计多样化的行为模式，可以考虑将立场系统和好感系统梳理为坐标轴系统，以人际关系为基础去设计互动选项，并形成与其他系统的发散关系，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是可行的。

人际关系环状图来源于社会心理学的“人际环状模型”(interpersonal circumplex)理论，由互动叙事研究者Isbister引入人物设计中(Isbister，Better Game Characters)。这一模型将人际关系间的态度总结为一个四象限表，横轴为友好-敌意向度，纵轴为支配-服从向度，并由此产生出外向-内向、连接-分隔四类向度。